既然是探索，就應該允許人們從多方面，多學科地進行。翻譯社否 定未必即能奏效。即便在自然科學中，如哥白尼的“日心說”得到了伽利略的證實，成了冤案，卻在幾百年後才得以平反昭雪，何況人丈科學乎？但從另一方面說， 我們也不能就因此把翻譯學說得玄而又玄，似乎說得越玄乎就越高深。譯學研究畢竟是源於實踐，而後又回到實踐來指導翻譯實踐的一門學問。譯學研究不能脫離實 踐，這己成了譯論工作者的共識。

提到建立翻譯學，就必定要設計語言學的問題。應該承認，語言學的發展給翻譯學的發展開拓出新的思路。一方面，譯者從語言學的角度，通過兩種語言的話語對 比，對語言中的現象及其實質有了更廣泛、更深刻的了解，從而能在翻譯中更自覺地掌握某些語言對比規律；另一方面，許多譯論研究人員從語言學角度來研究翻 譯，運用語言學中的術語、概念來闡述翻譯實踐中出現的語言現象，總結出某些系統的經驗，取得了一定成就。這一切都應歸功於語言學在翻譯研究中的應用。
現在堅持翻譯是藝術的學者基本上也還沒脫離翻譯研究應用語言學理論所歸納出的翻譯公司實 踐中某些系統經驗，就正說明這一點。但是，正如所公認的，翻譯是藝術。藝術創作本無定規。同一個原著的句子在正確理解的前提下，妳可以這譯，他又可以那 譯。甚至同一譯者在不同時期也都有不同譯法，均無可指責，全憑譯者在上下語境中去“創造”。這是一；其二，正如語言學派代表人物一再申明的那樣，他們“首 先感興趣的正是研究翻譯過程的語言學方面”，“純粹是就語言學的意義而言”’。
此，語言學對於翻譯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妄圖在這樣的語言學基礎上去創立翻譯學，“不僅限於找出翻譯過程中客觀存在的規律，而且要翻譯工作者提供某些規範或‘規定’”’，那只能是一場迷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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